镇江回回《贡氏宗谱》探究

阅读数:2867 发布时间:2016-05-28 10:24:54

作者:gsh 标签: 回回 《贡氏宗谱》 伊斯兰教 儒家文化 优素福·薛龙和 贡吉康 积善堂 萃涣堂 丁如良 贡盛福

——兼议民族谱牒研究的意义

优素福·薛龙和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江苏镇江积善堂回回《贡氏宗谱》的研究、分析,理清贡氏回回的历史渊源和繁衍播迁过程,并以贡姓回族穆斯林的族属演变历程及现实中的族属认同与家族血缘认同为研究重点,从而揭示出这一特殊回族群体——贡氏家族在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双重光环下的文化特质,着眼于“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可交融性。由此管窥回回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和伊斯兰教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藉此唤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回回族谱收集与研究的重视,从而为构建新形势下和睦的民族关系、共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2004年仲秋,在与贡吉康先生攀谈时,得知先生家中藏有回回《贡氏宗谱》二卷。不几日,又蒙先生赠送几篇他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贡氏渊源的文章,甚是欣慰,始对贡氏的历史与沿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5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江苏分卷)”的收集编撰工作,为力求史料真实可靠,于当年10月在丹阳市伊协和贡吉康先生的帮助下,终与现谱保存者、丹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贡义林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幸赴其府上亲睹整套原谱。 萃涣堂《贡氏宗谱》自元至正四年(1344年)由第11世孙贡谊(时任溧水县儒学教谕)肇端始修,历经元、明、清、民国,共16次修纂,最后一次修谱是民国29年清和月(农历5月),整套家谱至今已有近670年的历史,其史料详实、全面,各家支系连贯,实是难得的谱牒精品。积善堂回回《贡氏宗谱》实系其镇江支系部分,既独立其外,又与祖谱相互联系。

历史上,贡氏家族世代能人多出,重读书识字,从始祖子贡(春秋战国,-前520—456年),到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1)(-前124—44年)、宋代的武德大夫贡祖文(1071—1150年)、元著名史学家贡谊(1292—1353年)等,都曾为国家或地方官员,造福一方,且与当时文化名流交往深厚。元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贡谊(字宜仲)自江苏溧水县儒学教谕赴任,曾专携柳茹《贡氏宗谱》赴安徽宣城,合观南湖《贡氏宗谱》。

时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特设宴为之饯行,并乘兴赋诗《饯宜仲教授南湖之行》:“翘林西望势盘空,独倚云窗兴绪浓。燕尾河流回后浪,蝉联云山接前峰。渊明寄咏长沙祖,山谷寻盟婺女宗。来把旧书携旧谱,湖亭欢洽话重重。”诗作最后两句特以陶渊明和黄庭坚认祖一事与贡谊赴湖南会谱紧紧相扣,形象地刻画出贡谊当时沟通两地族情的迫切心情。明嘉靖出身中宪大夫、知云南府事、前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张作鸢,明万历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国史纂修官眷生王肯堂,清乾隆年间的前江苏巡抚按察使司襄平张楷,嘉庆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国史馆续修四库馆大总裁世袭骑都尉加三级董浩并等均为《贡氏宗谱》作过序。

一、贡氏溯源

据丹阳第十六次修纂萃涣堂《贡氏宗谱》记载:贡姓原复姓端木,先祖名赐,字子贡,是春秋时代衡国人(今河南省境内),小孔子31岁,拜孔子为师。他才思敏捷,学习勤奋,能言善辩,长于外交,深得孔子赏识,故名列七十二贤之前茅。后在鲁国和卫国做了大官,赐封为“黎阳侯”。“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就是与子贡有关的典故。子贡不仅是从孔门脱颖而出、才华卓著的外交家,同时,也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富商,曾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孔家儒学,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后人为弘扬他的功业,取其字“子贡”之“贡”字为姓,以示怀念,延续至今。

丹阳柳茹“萃涣堂”是贡氏家族的一个支脉,故又自称“黎阳世家”。至西汉元帝时(-前124年至-前44年),西汉御史大夫贡禹已是琅琊人(今山东省诸城县一带)。宋时,贡氏家族已迁至大名府长垣(今河南长垣),其一后裔贡祖文,字仁德,少年时看到金兵南犯,始“弃章句之学,专阴符兵械诸书”,立志报国。汴京失陷后,他在相州投军,结识了同时投军的汤阴人岳飞。在同仇敌忾的斗争中,结成“刎颈之交”,“每两人言国家事,慷慨激烈,未尝不以忠义相助。”高宗赵构即位后,他以护从之功,被任为都总军将,后又迁镇守秣陵关总镇,曾配合韩世忠在黄天荡击败金兵。作为坚决的抗战派,贡祖文“屡上书言恢复事,辄不报”,因而“郁郁不得志”,“当酒后耳热,即拨剑斫地,气愤愤不能平。”当他得知岳飞被诬陷事件时,即刻以全家四口人(贡祖文、妻黄氏夫人、长子贡铁、次子贡贤)性命去临安(杭州)大理寺为岳飞作担保,但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未至临安,岳飞与长子云、副将张宪已被以秦桧为首的求和派一伙以“莫须有”之千古冤罪,斩首于风波亭。贡祖文怨愤难平,为谋保全岳飞后代,冒生命危险,把岳飞三子、年方十二的岳霖“带回”,匿藏自己官署,秦桧虽“大索数日,未获。”

贡祖文冒死私藏岳霖于秣陵镇军中,考虑到军中耳目众多,惟恐走漏风声。遂毅然托病辞官,携家眷老小,潜居于“古僻的曲阿城南柳茹”(即今江苏省丹阳市延陵乡柳茹村),以养鱼植柳营生,“深自韬晦”,抚养岳霖成长。宋孝宗赵昚(1163——1189年)即位当年,岳飞冤案得以昭雪。贡祖文因抚忠良遗孤,且军功显著,孝宗亲题“旌表忠义”匾额,予以褒彰。从此贡氏家族的这一支脉在丹阳生存繁衍。贡祖文年至八十,卒谥文宪,其妻黄氏追谥诰命夫人,合墓于柳茹村南庵处。生有二子,长子贡铁、次子贡贤,均居住柳茹村,直到第四代贡小一迁家至安徽省宣城县棋盘乡居住。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刘光祖(2)为贡祖文作《武德大夫贡文宪公传》,详记具事。

岳飞冤案昭雪后,岳霖(3)被封任朝清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其子岳珂(4)曾做过丹阳县宰,为永记贡祖文的恩德,特在柳茹和培棠建贡氏和岳氏祠堂各一所。岳氏祠堂挂谱,其祖先并列岳武穆王君和贡文宪公二人。贡、岳二姓人口近二万有余,由于视两姓为一家骨肉,至今互不通婚。柳茹的贡氏宗祠虽历经八百年沦桑变迁,其结构形制仍保持宋时式样。

如今丹阳柳茹贡祖文后裔,历经数百年的繁衍生息,不断向外地迁居,逐渐在丹阳、镇江、丹徒、句容、常州、金坛、南京、泰州、宣城、北京、湖北,江阴等地形成望族,以至海外。惟第21世文清公于清康熙年间迁居镇江南门外大街附近虎踞坊芦花桥(今镇江跃进汽车制造厂),以饲养菜牛为业,在同行好友米氏回回的宣化和影响下,贡氏归信伊斯兰教,成为回回大家庭中的一员,至今已繁历300余年、十二世代。

二、(无)

三、回回《贡氏宗谱》

据《贡氏宗谱》记载,由丹阳柳茹迁入镇江城区的贡氏有:

5世志信公支下第10世倬公招赘镇江登山寺西、第12世彩公迁徙镇江仁和坊,第13世景公、第15世寿而公迁徙镇江,失详;
第20世时富公招赘镇江曹氏、第22世赵秩公、第25世邦镇公、第26世秀凤公、秀鹤公迁徙镇江,均失详;

由5世志仁公支下的第21世文益公、文清公;

5世志智公支下的第14世英公(郡庠生)招赘润城范公桥汤宅,第14世杰四公(名瑅),第28世汶公、沅公,共十五支系,他们到镇江后,彼此间是否经常联系、走动,谱载不详。

其中,唯第21世文清公一支,在镇江生活殷实,并修有回回《贡氏宗谱》二卷(为有别于《贡氏宗谱》,本文如是称之)。

回回《贡氏宗谱》现存版系民国二十二年嘉平月(1933年农历12月)修撰,由镇江回回刻板高手、出版商丁如良刻板。线装手工纸,木刻宋体,墨印。页面29.5×18.5cm,版框25.5×16cm,四周双栏,10行22格93页。白口,有口题,单鱼尾,标注卷数、页数和“积善堂”字样,保存完好。谱分二卷,卷一为“天开地辟全图”、“圣谕广训”、“二龙戏珠真主天经圣忌图”、“西来宗谱”、“谱序”(民国22年农历12月七世孙汉如‘贡氏重修谱序’、光绪二十九年农历4月邑庠生张觐周撰‘贡氏重修谱序’、道光二十九年仲春五世孙范五撰‘贡氏宗谱系序’、光绪十五年桃月五世孙盛福撰‘纂求家谱宗支委序’)、“穆民根源教本十则”、“例言”、“家规”、“诸公赞”、“世系总图”;卷二为“世系年表”等。

该谱最早修于清道光前朝,具体年代失详,首次重修于道光29年仲春,由五世孙贡盛福主修,并作“纂求家谱宗支委序”:“宗族之谱,由来已久。盖世系远则支派日久;子孙多,则昭穆易紊;始于手足,卒于途人,老泉所叹也。余始祖自柳茹派衍,迁徙徒邑,贰百余年,人盈数百,未及修谱。事今五世孙,自恨惭愧,浅学无能,勉力联属族谱,尊卑之讳,至有不可识别也。数代相传之后,失长幼尊卑之分。余今掘学,敬联族谱,细推源远流长。未娶而早亡,已娶而未出等等,出而继兄弟之子,盖末载焉。凡我同族,辛笃水源、本木之思,固宗族以承,祖父积基业,以遗子孙,庶不坠失,特此理云,是为序。”又云:“祖宗虽远祀事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它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修谱要意、告诫后人读书的重要性,多少流露出作为子贡后人的儒家文化血脉之相,在以科举制度选拔国家栋梁的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人均希望藉读书应试,博弈前途,鱼跃龙门,跻身仕族之列,故出现“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类谣赋,也就不足为奇了。亦或《贡氏宗谱》里的家训族规只是希望自己的后人通过读书识字能知书达礼、做一正人君子罢了。

回回《贡氏宗谱》列祖训、家规十六条:编家乘、修寺宇、守坟墓、谨祀事、顺父母、敬尊长、和兄弟、读诗书、力农亩、纳赋税、慎交友、尚节俭、择婚姻、祛淫欲、戒争讼、禁赌博。细细推析之,确是参考了《贡氏宗谱》祖谱而创之,贡氏祖谱列祖训24则,回回《贡氏宗谱》结合伊斯兰教教义和道德规范,去除其中有悖“认主独一”的内容,概括为16条,化而用之,这既是对家族文化的继承,更是理性境界上的升华,彰显了伊斯兰文化特色。

据该谱记载:清康熙年间,丹阳牛市行业日益兴盛,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并慢慢发展成苏南最大牛市。回回贡氏始祖文清公,生于康熙九年三月(1670年),从小入私塾读书识字,“聪颖机灵”。长大后即从事菜牛贸易,在苏北置买大量滩地,繁育、饲养菜牛。为拓展牛市业务,始于康熙年间携家眷由丹阳到时属广陵郡管辖的镇江发展。“余贡氏前朝世居阳邑,自始祖文清公由清朝康熙年间迁居徒邑,籍入丹徒县,户在镇江城南门外虎踞坊芦花桥。”(卷一光绪29年“贡氏重修谱序”)又云,贡氏原修有祖谱,“不意咸丰年间,贼匪频侵,谱系已废,烽烟迭犯,世牒难存”,幸存有部分册页,如道光二十九年春月五世孙盛福公(字范五)所写“贡氏宗谱系序”一段,“今吾贡氏,由前朝世居润州阳邑柳茹村,仕宦名门,耕读传家。皇上宠,锡宴赏赐,各授官职,而乃祖遂分支派。吾始祖文清公,由康熙年间迁移徒邑,户入丹徒县籍,居住城南虎踞坊芦花桥,诚信穆民。置买田地、房产,务农为业。自始之今,国课钱粮,俱系子孙完纳。”他们以饲养菜牛为业,并从事牛市交易,而当时镇江牛羊买卖和宰牲卖牛羊肉的生意几乎为回回所垄断,故与这一带的回回打交道最多,并与同行米氏回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长期的牛市行业交往中,贡氏经营得法,诚信无欺,故生意日隆。因生意上的往来,两家不分彼此,米氏家族世代守奉伊斯兰教,严格践行教义教规,深深影响了文清公家下,加之米氏族人的宣导和他们祖辈对回回人的美好印象,始归信伊斯兰教,且笃志于斯,并把《穆民根源教本十则》写入家谱,告诫后人“谨遵勿怠”。(有关贡氏和米氏两家的友好交往,原祖谱中均有记载,且后人一直口口相传至今,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惜毁于咸丰年间兵燹。)迁居镇江的贡氏到目前为止,独有文清公支下修谱,看来他们还是继承了贡氏祖训之教导。在镇江的贡氏并非都是回回,但是镇江的贡氏回回肯定都来自丹阳柳茹文清公支下的血脉,这一点毋庸置疑。

由回回《贡氏宗谱》可以看出,归信伊斯兰教的贡氏回回对教义教规的恪守,丝毫不逊与出生回回世家的人,他们不仅履行五功,于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践行教义及仪轨。《贡氏宗谱》回回卷中明文规定:凡遇族内丧事,家中男丁俱应沐浴更衣守夜,且外族人士不得靠近“买提”。自己族中的“贫苦之人等亡故者,不准在外募助异姓分文来家入殓,殡葬只许邀请族内人等。嘀酌章程,各人量力助资,以作殡葬之费,可也。以免损坏吾教规模。”贡氏回回的行径不仅得到了普通穆斯林群众的认同,就连当时的清真寺掌教也称赞有嘉。在该谱所载的13篇先辈赞文中,既有当时的乡绅社首、各界名流,如时为邑庠生、后于嘉庆十六年考取辛未探花的吴县吴廷珍所写的“盛福公传”、“盛兴公传”、“正坤翁赞”三篇;也有穆斯林兄弟,如丁如良二篇、丁学英二篇、步忠鑑、步孝铨、蔡怀壁(《米氏宗谱》封面题字者)等;更有当时古润礼拜寺教长、“姻愚弟完守荣”阿訇(民国时期)写的“大万君赞”。现摘录三则如下:

“维翁之貌,古道照人;维翁之行,近今罕有;克勤克俭以持家,以信以和而接物;不嗜利,不居功,远近钦其德;无繁华,无假饰,内外沐其恩;排难解纷,涣然冰释;不信为一城之善士耶?”(“大祥公赞”,丁学英撰,回回《贡氏宗谱》卷一)

“翁讳大怀,字鑑正,伟公之子也。赋性耿直,至公无私,街邻若有纷争,经公一言,无不俯首帖耳,唯命是听。扶危济困,乃翁乐为之事。如设立红十字会、红星月会、妇孺收容所,翁皆乐于焉。尝往七摆渡等处放赈,及有路过客民劝募川资,年或无之,事成乃归功于旁人,己不沽名,此节有乃父风,治家立业,辛苦勤劳。”(“大怀翁行略”,项介石撰,同上)

“且夫人守熟为大是,必守身为大也。既能守身,犹何不能守业乎?贡翁讳正坤,字殿魁者。竭力成家,尽心守业。崇信义,戒轻浮。持家克勤克俭,遇事无怠无荒。承先启后,遵陆氏之三听;睦族和宗,效张公之百忍。凡为贾为商,有管鲍之令德;善继善述,有祖父之遗风。虽属为本城贸易之人,固无殊朝廷之俊士,岂不伟哉!余今也闻吾友之言,翁当幼年之时,天资颖敏,读圣贤之诗书,品格非常,学古今之事理。及其壮也,劳碌治家。内而置其房屋,辛劳创业,外而谋其经营。且舍窄从宽,未尝薄人厚己。听言察理,无不直取。公建造监理清真寺院,无不协力同心。”(“正坤翁德配谈氏合略”,蔡怀壁撰,同上)

2009年5月,蒙祖籍镇江、现居北京的米安平先生赠《镇江米氏宗谱》复印件一部,进一步证实了米氏和贡氏两家之间不寻常的关系。《米氏宗谱》重修于光绪二十九年农历五月,比回回《贡氏宗谱》晚修一个月,而从两部家谱的刻版、排版来看,明显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更是相似多多,“天开地辟全图、圣谕广训、二龙天经图、西来宗谱、家规十六条”,两谱如出一辙,半字未改。其他如“凡例”等也有相同之处,这就说明当时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据《米氏宗谱》记载:“自余生始祖国玉公由大清康熙年间,由山东省东昌府济南县米家大庄迁移古润京口,迄今数世,盖二百余年矣。”除谱系全图外,比较明显的区别还有一点,《米氏宗谱》中的《教门根源》只写有一条,即“源吾教根,乃遵天命,五行为本,经云:念、礼、斋、课、朝,夕五时修道,方可入德之门,遵此五者,方为两世吉庆之人。设若不遵,即系违命之弃之徒,空忝穆民,甘遗罪戾。我族人遵此各条,免迨后悔。”而回回《贡氏宗谱》的《穆民根源教本十则》中除内容相同的“一曰根源”外,更增有“二曰明伦、三曰户役、四曰睦族、五曰抚孤、六曰劝业、七曰奋志、八曰安分、九曰哀矜、十曰亲近”等近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哲学纲领,虽然米氏修谱略晚于贡氏,但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米氏来镇江以前,就已是穆斯林,所以,他们一直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并对其他民族极富包容性,宽以待人,而这也正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折服了贡氏祖先文清公。而从米安平先生处得知,他们家确是世世代代从事生牛买卖和宰牲卖肉行业,至少到他祖父这一代还在做。因为都是属于外来谋生人员,相同的陌生环境,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经济往来,需要他们彼此关心、照顾,这种心理认同无形中缩短了两家的距离,有了共同语言,才有了贡氏归信伊斯兰教,历经世代繁衍,始成江南回回贡氏望族。

虎踞桥距南门外苗家巷清真寺里许之遥,明末清初,这里自然形成柴、草、牲畜的交易场所,南门外清真寺就是为了满足近郊穆斯林过宗教生活而由穆斯林自发集资修建的。据重修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的《米氏宗谱》载,该寺是米氏家寺,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米氏宗族为该寺的修建和维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如《米氏宗谱》家规之二“修寺宇”中记到:“寺宇乃祖宗魂灵之所栖,其关系匪轻焉。古云:宗寺不建,不营私室。我观今世之人,富者,室极其华,即贫家之屋,破漏亦必整治,垢污亦必扫除。至于祖宗魂灵栖托之所,或听其风雨零落,或任其蒿莱荒芜,如此景况,祖宗尚得安乎?祖宗不安,子孙又何得安?所以,人仁孝子,寺宇无不郑重。无则必建之,有则必修之。”家规之四“谨祀事”中又写道:“夫生养死葬者,报本也,春祀秋尝者,追远也。凡有家寺之族,必于寺中表馨香于月旦,以序彝伦,荐时食于春秋,以隆事典,斯称大体,即我寺宇之中,亦当四时八节,张挂宗图,精备香礼,序次顶拜。朱子云:‘祖宗虽远,祀事不可不诚,诚者必於祀事时,外尽物,内尽志,心中直如祖宗在上,乃可谓诚。不然祖宗岂能来格来倡乎?’凡我族人,事必谨之”。“该寺座落在南门外苗家巷东头,南门外的柴米市场的历史是早于城西的商贸市场。循此推测南门外苗家巷清真寺始建年代不会晚于西大寺(即山巷清真寺)”(5),据清光绪五年(1879年)修《丹徒县志》载:“城外山巷清真寺在康熙年间廓其基宇,咸丰三年毁于兵燹。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建。”结合镇江市的历史迁变和此谱提供的宝贵信息,时间下限当在清康熙年间。《米氏宗谱》这一记载为夏容光先生关于该寺修建年代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7年12月3日(农历冬月初六日)镇江沦陷,该寺毁于日寇之手。该寺尚幸存“米哈拉布”(大殿顶头凹形内)阿文石碣一块,经有关部门初步鉴定,此碑应是宋、元时期的遗物,推测当是古润礼拜寺扩建时换下。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上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49:13)宗教的信徒是没有地域、人种、民族分别的。在我国,伊斯兰教的传入是回回民族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并非一朝一夕就之,她是一个“聚涓涓细流而终成江河”的漫长兼蓄过程,是一个由外来民族东渐中国、在伊斯兰教的催化下,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其经过了保守、排外、默认、接纳、用之的极其艰辛的历程,是要付出勇气、不断适应中国国情的复杂过程,它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正是这一过程,最终使她——一个外来宗教能在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顽强生存下来,是“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的纯一神信仰供给了她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无疑也为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四、回回《贡氏宗谱》透析出的几点文化现象

回回《贡氏宗谱》中有几点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细细品读,实是有理。

紧随其后的《西来宗谱》是中国伊斯兰教先贤传教的史话类读物,作者系滇南哈吉·马启荣(字南罄)。本书是他在广州怀圣寺任开学阿訇时根据历代传说编撰而成,全书约4000字,最早有光绪丙子二年(1876)的刻本。该书的内容虽多出于传说,却反映了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的历史线索。该书采用“宗谱”作书名,力图通过“寻根”来追溯中国穆斯林悠久的历史与传统,通过回兵择妻定居的回族起源传说,说明回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事实,同时赞扬了中国和阿拉伯人民间自古以来的友好往来。(余振贵注解)

回回《贡氏宗谱》有意于显要位置载入这样一儒一伊,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广为流传的通俗读物,可谓用心良苦,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回回民族是阿拉伯民族和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相互适应,进而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民族。这是一种文化的和谐,《中庸》曰:“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也正是目前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文化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看,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甚至一个潜在的社会非物质市场。”(7)信仰宗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一。贡氏家族信奉伊斯兰教绝非偶然,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究其根源有二:

其一,伊斯兰教在丹阳柳茹地区曾留下美好的口碑。

据乾隆十五年《丹阳县志》载:明熹宗天启年间,丹阳南门外遭受蝗灾,延陵柳茹一带最为严重,庄稼、瓜果、树木被蚕食啃光,百姓深受其害。时任丹阳知县王志道(8)闻讯,即赴柳茹视察民情。鉴于灾情严重,便留下来与民共议灭蝗之策。在他的组织发动下,一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千人参加的的灭蝗之战打响了。在整个灭蝗过程中,王志道临镇指挥,亲临第一线扑打蝗虫。经过几天的奋战,终于把蝗虫消灭干净,确保了当年的粮食丰收。当他离开柳茹时,百姓感激他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敲锣打鼓放鞭炮,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父母官。为了颂扬他的伟绩,当地的百姓自发集资为他建造了一座王公祠。王志道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地写了“里社干城”四字以答谢百姓对他的厚爱。王志道为官清廉,深得民众爱戴,终受皇帝连连加封。后调入京城任职“左都御史”。王志道乃是回回人,百姓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与民族习惯,世世代代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距,凡是进庙烧香、前来祭祀祈福的,当日均不得食用猪肉、狗肉,不可喝酒,否则就是对王大人不恭,属于大逆不道之行为,必遭众人唾弃。这习惯,自建好王公祠一直延传至今,已近400多年了。王志道与贡家交往甚厚,《贡氏宗谱》中存有王志道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岁次戊午季秋写的“祭别驾起凡贡老先生文”一篇,文采流溢,言辞精萃。清迁居镇江的文清公自然早就通过先人的口传,对伊斯兰教具有了理性的认识。

其二,穆斯林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他应当处处、时时、事事,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去行事做人,彰显《古兰经》的教导,“你们是为世人而被选拔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归信真主。”(《古兰经》3:110)并牢记“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古兰经》16:125)无论是为官一方的王志道,还是从事买卖的米氏穆斯林,在这一点无愧穆斯林的称呼。这是现实中的接触、了解,贡氏回回先人对伊斯兰教有了感性的认识,促成了其意识领域的升华,始归信伊斯兰教。

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穆斯林先民们没有刻意去从事宣教,而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交往中,于待人接物中凸显穆斯林所应具备的道德规范,他们按时履行宗教功修,让人觉得他们为人诚实可靠,遵纪守法,值得去交往;通过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让人们自愿想去了解伊斯兰、归信伊斯兰教。当然,一个新的民族的形成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诸如:共同的心理需求、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地域特征等,我想,彼此联姻应该是民族壮大最有效、最持久、最直接的方法,回族正是由原先的外来穆斯林先民,他们在长期与中国文化、国情相处中,走了相适应之路,不断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化儒家,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双重光环下而产生的新的民族,他们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外教人士聚族修谱于祠堂宗庙,唯我穆斯林多是于既定之日,各支携谱于清真寺中共议修续,如镇江米氏、贡氏、杨氏、金氏等莫不如此,且均载“谱序”之中戳戳言明,如回回《贡氏宗谱》云:“族谱每于春秋祀事之期,掌谱之人,各自请入寺中,交相查验,如有霉烂、残伤等情,公同议罚以惩,不谨赎袒之罪。”这就充分显示了清真寺除了具备最基本宗教活动场所功能外,还具有联系穆斯林大众情感、排忧解困等多项社会功能。“清真寺以寺院经济、慈善活动以及社区服务等方式,内聚穆斯林民心、外联世俗社会其他部门,并以场域资源的价值转移与外界形成相互建构关系。”(9)这种功能的积极作用无疑不容低估。

五、回回贡氏人物

1、五世祖盛兴公,感主慈悯,蒙皇上恩赐六品顶戴,具体官职未载,失详。(见回回《贡氏宗谱》卷一·“盛兴公传”)

2、贡松(1905—1948),谱名定培,1905年生自汉口迁入镇江,镇江京畿路邮政局邮递员,润安救火会义务消防员。1948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十一日)中山桥北,原新西门桥河边18号(今市建筑公司前身)燮源昌桐油号,炼油不慎,引起火灾,后又引燃隔壁省公路局淮阴公路段镇江办事处堆置的四大桶汽油和倪玉记建筑厂全部建材,贡松等义士置生命于外,奋勇救火,惜遭不幸。这场特大火灾造成伤亡三十多人的惨剧,其中因伤重抢救无效而死亡者有赵俊超、贡松、王少卿、马承群、裘连喜五人。镇江各界人士为纪念五义士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的精神,于1948年9月7日在大华戏院举行隆重的悼念大会,将他们葬于南郊风景区黄鹤山的东麓(墓内只有遗体两具),建五义士墓,并把火场前河边马路改名义士路。贡松、马承群(回族)于六月十八日,在山巷清真寺料理出殡,葬市区何家湾东首回族墓地(俗称三十六亩),送葬者有全城各救火会、镇江商会、回教协会、邮局、穆源小学、自助小学、各社会团体及有关机构约三千多人之多。市回教协会在一次主麻拜后,请山巷清真寺杨希贤教长为他们举行追思纪念活动。同时动员乡老们伸出同情之手,为其家属解囊,当场得到与会者大力支持。(10)

3、贡定禄,男,1927年11生,曾任江西省九江市税务局副局长、市工商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委员,九江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4、贡吉康,男,1934年11月生,启蒙于镇江登云堂私塾,后就读于穆源学堂、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等,1933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农业技术学校。中共党员,原在镇江市农林局工作,高级农艺师、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岳飞研究学会研究员。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农作物良种繁育、农业信息土壤规划等工作,先后获江苏省科委、省科协、省农林厅科技进步奖12项,获镇江市科技成果奖5项。发表过《镇江境内齐、梁帝王陵墓石雕》、《镇江市志·农业专辑》、《贡氏的历史及演变》、《岳飞后裔匿藏丹阳柳茹之考证》等近40篇论文

5、贡吉玖,男,1944年3月生,中共党员。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培训班。现任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秘书长。出版专著《电视新闻创优方法辨析》。

六、启 示

家谱是家族的生命延续史,记录着其家族的发展、生息、繁衍的过程,是血缘、族源的标志、家庭的徽章,它历来是我国姓氏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与国史、方志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厦三根支柱。谱学家认为“夫族之有谱,所以序昭穆,致世系,以成千秋不朽之言也”、“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乎本末,莫不由之(谱)”,它不仅可以“明世次、别亲疏”,而且还是史学家对历史、社会、民俗、风情、教育、经济、人口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最可靠的依据之一,更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搜集回回宗谱旨在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和追溯回回家族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对回回民族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回回《贡氏宗谱》,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如实反映了贡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脉络。贡氏在我国回回民族中算不上大姓,但是从贡氏人物在历史上的表现,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充份反映出一个姓氏血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走过的路程,沉积了厚实的文化内涵。

贡氏自清初归信伊斯兰教三百余年来,伊斯兰教日益生活化,伊斯兰文化色彩浓厚,且又保存着完整的中国传统家族结构,传统儒家文化在其家族中具有深刻影响。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完整地保留着贡氏家族血缘记忆,始终追忆着家族的起源和祖先的荣耀,家族血缘记忆通过行辈继承和续修家谱得以充分展示。通过对贡氏文化的初步研究,我们发现:在中国,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如此强的包容性和可交融性。正是由于这种包容性和可交融性,才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而又和谐共处的多民族社会格局。(11)

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贡氏归信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有机交融的结果,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缩影。一个新的民族的形成有许多的原因,宗教信仰是其中之一。在云南昭通、河南焦作等地的孔姓穆斯林,据可靠族谱记载,他们都是孔子的后人,这不是个别现象,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深刻了解这一社会现象,对于研究新时期下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几部回回族谱专著,如新疆魏德新先生《中国回族姓氏溯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济南马明先生编著的《济南回族家谱选辑》(2004年9月)等,相比而言,此类学术专著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够。欣闻辽宁马文清先生耗时多年的《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即将付梓面世,这是一件幸事!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重视对回回族谱的整理和研究,把这一民族奇葩展示于世人。

注 释:


1、贡禹(公元前124年一公元前44年),西汉大臣,字少翁,琅琊人〈今山东诸城〉历任谏大夫、御史大夫,见《中国人名大辞典》民国廿九年第8次印刷。“弹冠相庆”这一成语典故即出于他和当时朝廷谏大夫的王吉(又名王阳,字子阳)的一段故事。

2、刘光祖,字德修,号起居舍人,简州阳安人,幼出于外祖贾晖,孝宗崩,宁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农少卿(《宋史》12097页,中华书店版)。又《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刘光祖于光宗时为侍御史,官终显阁直学士,卒谥文节,有《后溪集》。《武德大夫贡文宪公传》是刘光祖于宋庆元四年仲冬(公元1198年)所撰,当时《宋史》是由秦桧及其子秦熺所掌纂,未予搜集。该文《云阳培棠岳氏宗谱》、萃涣堂《贡氏宗谱》均有,系木刻、繁体宋体字,无标点符号。

3、岳霖,宋鄂王子,父遭秦桧之诬,长兄云殉父难。后避居丹阳贡文宪家后,应孝宗徵诏,食邑宜兴。霖生四子:长琛、次璞、次珂、珪。珂于宝庆中出宰丹阳,遂建报本祠于紫阳渡,(今丹阳县全州乡培棠村处),始修于明祟祯四年(1631年)的《云阳培棠岳氏宗谱》卷首载有“紫阳渡报本祠记”。工未告竣,旋尹常郡。琛因闲职,继志落成。虽侍宜兴而来视其地,有鄂王祠在,(岳)雷后南还,就侄与琛共居丹阳,葬鹤迹寺(今丹阳县导墅乡岳墓村处)旁,其碑志谱系,诰诏现在。(乾隆十五年《丹阳县志》)

4、岳珂(1183~1234年),南宋人,字肃之,号亦斋、东几,晚号倦翁,汤阴(今属河南)人,侨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岳飞孙。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以荫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曾预开禧北征之役。因预知北征之弊,于战败后召为朝官,历司农寺主簿、光禄丞、太官令。嘉定十年(1217年),由大农丞权知嘉兴府。十二年,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丞、淮南东路总领(《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并多次摄知镇江府。淳佑元年(1241年),以言官劾横敛罢,居吴门。卒年六十余。珂好文学、喜书法,与刘过、辛弃疾等有交往。有《岳鄂王行实编年》二卷,《金佗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桯史》十五卷等。所著《桯史》十五卷、140条,现存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收入《四库总目提要》,是记载两宋时代特别是南宋后期朝野见闻的一部史料随笔,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是父兄口述,分别记叙两宋人物、政事、旧闻等,其中南宋部分,尤为可信,有一定史料价值,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其中有关早期穆斯林在我国的活动情况的记载,历来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者们所引证。

5、夏容光  《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第39页   内部资料  1999年12月

6、《圣谕广训》原文: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和睦、和乡邻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解身命。

7、马丽蓉“全球化进程中清真寺功能影响研究”  《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60页

8、王志道(1574~1646年),字而宏,号东里,福建漳浦二十八都横口(今官浔镇康庄横口)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初授镇江府丹徒知县。天启元年(1621年)升礼科给事中,隔年,改兵科给事中。崇祯四年(1631年)夏,调为大理寺少卿,升左副都御史。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因疏斥太监王坤,激怒崇祯皇帝,被削职回乡。明亡后,南明流亡王朝征召为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终以吏部左侍郎致仕。清顺治三年(1646年)卒于家中,终年72岁。著作有《易解》、《六十四卦名》、《诗经疏》、《如江集》、《老子首篇解》等。

9、马丽蓉“全球化进程中清真寺功能影响研究”  《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60页

10、《京江晚报》2008年6月17日B4版“镇江五义士   殉难六十年”一文。

11、马波“双重光环下的族群——昭通鲁甸的一个孔姓回族群体” 2005年硕士论文  

主要参考资料:

1、丹阳萃涣堂《贡氏宗谱》,贡义林先生提供;

2、镇江积善堂回回《贡氏宗谱》,由贡义林、贡吉康先生提供;

3、《思源集——贡氏历史文化专辑》贡义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4、《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夏容光著  内部资料  1999年12月;

5、《中国姓名地图》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一版。

原文刊登于《第十八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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